像光緒十三年兩廣總督張之洞在廣東南海、番禺兩縣試辦遷善所。是以“區分院落，各設頭目，購置工具，酌募工師，責令各犯學藝自給，量南能授藝勒限學成，寬籌宿食，嚴禁滋事，俾其顧名思義，改過遷善。將來放出，各有一藝可以資生，自然不再為非，圖圖可期漸少”。
后來張之洞還自掏腰包，捐出三萬兩養廉銀，酌提一半發商生息，以作南海、番禺兩縣遷善所的常年經費。
光緒二十七年張之洞還與兩江總督劉坤一合奏《江楚會奏變法三折》之第二折“恤刑獄”條，更是正式提出“修監羈”和“教工藝”等新式獄制的主張，對于當時的獄制改良影響很大，更是深刻影響了后世。
張之洞之所以這樣做，并且大力推行，說明當時這種模式還是很好的，在社會維穩方面，還是可以在根源上杜絕很多問題的。
而這種政策，對于當時偷雞摸狗之輩來說，可以說是一項不得不提的善政，效果也很不錯，由此可見封建社會的監獄制度還是具有其優點所在的。
接下來宋安之再來說說“自新所”的起源。
關于晚清以“自新所”為代表的清末新式監獄制度，在今天很多人包括一些海外學者，都認為是當時清政府借鑒西方的新式監獄的成果，但卻忽略了當時清朝制度上的優點了。
首先“自新所”起源于乾隆年間，根據史料來看，在乾隆十年，“自新所”在蘇州的吳、長洲、元和三縣首創。
在乾隆十三年，當時的江蘇按察使翁藻在奏折中曾經詳細提過：“前據蘇郡長、元、吳三縣議詳，建屋十余間，環以垣墻，名曰自新所，各將犯過一二次及無嫡屬可交之舊賊，拘系于內”。
至于成果則是：“試行以來，已逾三載，雖宵小未絕于境內，而失竊較減于從前”。
當時“自新所”可以說是“教養兼顧”。
根據史料來看，是“每名照囚糧例日給米一升，錢五文，并酌給資本，教習學績纻、紡綿、捆屢、織席等事。俟其技藝嫻熟，糊口有資，即將口糧住支。一年之后，察其果能悔過遷善，查交切實親鄰保釋。每晚責令典史查封，并撥妥役看守。
由此可見當時“自新所”就開始了教導手藝，使偷雞摸狗這輩出來以后有了手藝，不必重蹈覆轍了。這個模式還是很不錯的，當時在江浙一帶開始普及開來。
當時自新所還具備了一些類似于西方近代新式獄制的特征。
諸如乾隆年間的自新所，“鼠竊之輩后知自悔，乞憐其親鄰，服罪于事主”，聯環具保，即可復為良民。
這種情況就類似于今天的保釋，而且與西方新式獄制中的“假釋制”有著相似之處。
而且通過在押囚犯“不加桎楷，一年無過，復為良民”，來激勸犯人棄惡從善，有著西方新式監獄“累進處遇制”的意思。
至于思想教化上面，西方是基督教懺悔那套，當時清朝則是傳統儒家的教化模式，諸如圣諭廣訓等，還有佛教的悔過思想，兩者可謂是殊途同歸。
當然“自新所”模式的發展在乾隆以后可謂是一波三折，直到同光年間，才開始大規模普及開來，不得不說這也是一個不足之處，因為好的模式沒有得到大規模普及。
正所謂以史為鑒，關于晚清新式監獄制度的歷史，可以看出“自新所”早在乾隆年間就存在，并非照搬西方的制度，而是本土制度與西方制度的完美結合，但為什么今天很多人卻認為照搬西方制度呢？
究其原因還是很多人文化上的不自信，選擇一刀切的看問題方法，認為西方的都是好的，認為我們古代封建社會則是糟粕為主，所以堅信不疑這種看法。
但正所謂讀史使人明智，其實我們老祖宗留下的東西，還是很好的。就連很多人傳統印象中閉關鎖國愚昧無知的清朝，都可以出現“自新所”這種很好的監獄模式，更不用說其他朝代了，所以宋安之認為當下的我們切勿妄自菲薄，我們的文化還是很博大精深源遠流長的嘛，何必文化不自信呢。
謝謝觀看宋安之獨家原創文章，專注于明清史及其中國大歷史，喜歡以不一樣的角度來說說那些一成不變的歷史，覺得可以的朋友記得點贊關注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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