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會一課”制度是怎么來的？

之后，在艱難困苦的革命斗爭中，我們黨始終重視加強黨支部的組織建設，堅持在各級黨組織推行黨內教育的做法。1931年5月，《全國組織報告的決議案》就提出，各級黨組織要組織列寧讀書班。1932年10月，中央宣傳部在有關文件中，要求開設短期訓練班、流動訓練班、列寧小組、為特殊問題的讀書會或研究會，幫助新黨員了解黨的理論和主張，實現理論武裝。

油畫《古田會議》 何孔德 1972年作

1939年5、6月間，時任中央組織部部長陳云發表《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黨的支部》等文章，系統闡明黨員的標準、支部的基本任務和地方組織如何領導支部等問題，要求黨員做到終身為共產主義奮斗，把革命利益放在首位，遵守黨的紀律，嚴守黨的秘密，百折不撓地執行黨的決議，努力學習，做群眾的模范；要求黨支部成為團結群眾的核心和教育黨員的學校，并在各項工作中起領導作用。同年10月，毛澤東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提出了“黨的建設偉大工程”，為黨內生活的制度建設開辟了一個新境界。

1940年10月，中央宣傳部發布《關于各抗日根據地內黨支部教育的指示》，明確要求開展黨章和中國革命政治常識學習，規定黨小組必須兼具學習小組的作用，“每月一次至二次小組會議作為學習會”等。這個指示，是我們黨開展黨課教育的第一個指導性文件。在延安整風期間，中央出臺《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強調加強組織紀律性、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要求領導干部必須參加黨組織生活。在這個時期，毛澤東等黨的領導人多次到中央黨校和抗日軍政大學作報告，給黨員干部、學員講黨課。這表明，“三會一課”制度已經初步確立， 并在實踐中很好地得到貫徹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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