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李清霞博士是我認識的知性女性中，最為清麗優雅的，她待人彬彬有禮，臉上帶著笑意，人顯得極有親和力。只要談及文學，她從來不保留自己的學術觀點。評論家是作家及優秀作品的推手，總是不主動站在前面被讀者認識、熟知。其實李博士的學術見地以及對作家及其作品的清晰解讀，甚至涵蓋了作家自己的認識，也在某種程度上，豐富了作家及作品的內涵。
她還是一位優秀的散文作家，但由于文學評論家及高校教師的身份，她總是無奈地被遮掩了個人寫作的才華。
在認知世界的過程中，我們總是能主動承認自己的無知，包括認識世界的局限性、了解事物的片面性以及個人能力和精力的有限性等。我們能在最盡人事的條件下，做好其中的某些部分，就已經很不容易。一個人不可能在每份工作、每個位置上都做到盡善盡美，能安天命、問心無愧就夠了。
季風：清霞博士您好，您是知名的文學評論家，也是咱陜西鄉黨，因此和陜西本土作家關系匪淺，尤其是和陳忠實先生。您出版過研究他的專著，聽說你們還為了一件事拍桌子爭吵過，事后他平靜下來給您道了歉，事實是這樣的嗎？
李清霞：是的，做文學研究二十多年來我一直持續關注陜西作家的創作，做過相關的課題，出版過相關的著作，也發表過研究賈平凹、陳忠實等陜西作家的系列論文。
關于陳忠實先生，我目前出版了兩本著作，一本是雷達先生主編、我編選的《陳忠實研究資料》（2006年）；另一本是《陳忠實的人與文》（2013年），這本書是我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博士后流動站工作時的研究報告，原題是《陳忠實評傳》。2010年博士后出站后，我以《陳忠實評傳》為題獲得了“2012年度中國作家協會重點作品扶持項目”立項資助，出版后又獲得了“第十四屆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優秀成果獎”和“2015年度陜西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獎三等獎”。2016年6月，這本書的附錄《陳忠實年表》被2016年全國高考語文Ⅰ卷實用類文本閱讀選用，這套試卷當年有9個省份的300萬名考生使用過。
我跟陳忠實先生的相識緣起于《陳忠實研究資料》的編選，這本書是《中國新時期文學研究資料匯編》叢書中的一本，雷達先生當時是叢書主編之一。叢書中有陜西的路遙、陳忠實、賈平凹三位作家的資料匯編，雷達先生恰好有三位博士生是西安人，就把編選任務安排給李文琴、梁穎和我，我分到的是《陳忠實研究資料》，李文琴分到的是《路遙研究資料》，梁穎分到的是《賈平凹研究資料》。我們三人那時都有孩子有工作，為了提高工作效率，雷達先生建議我們跟作家多交流，因為他們有很多第一手的研究資料，可以降低編選工作的強度，也是因為這本書，我和陳忠實先生熟識起來，成了朋友。
總有人問我是否與陳忠實生前有過爭執，甚至直接問我們為什么吵架，問得多了，我今天就借這個平臺公開說一下吧。大約是在2011年深秋的一天，那時我的研究報告完成了，就請他看一下有沒有歷史事件和人物等方面的疏漏和錯誤，他很認真地看了，并作了許多批注，就連錯別字都幫我改了。他細致地談了報告中的所有問題，我認真地進行了記錄。談到白嘉軒這個人物的塑造時，我的觀點引起了他的不快。初稿中我把白嘉軒和白孝文放在同一小節進行分析論述，重在談父子倆人格形成的內在聯系。我認為白孝文是《白鹿原》中塑造得最好、最成功的人物形象，豐富了中國當代文學的人物畫廊，而白嘉軒這個人物有概念化的嫌疑。但這個觀點他極不贊同。白嘉軒是他用心刻畫出來的人物形象，已經被評論界和讀者們廣泛認可了，被稱為中國“最后一個地主”“最后一個族長”，怎么到我這里就有了概念化嫌疑了呢？我說越是典型越有概念化嫌疑，比如孔明智而近妖。但他覺得白嘉軒是小說中的男一號，我至少得給這個人物一個小節、一個標題，現在的處理是對他這部小說人物的蔑視。我據理力爭。但誰都不肯退讓，飯菜涼了也沒有人吃。他當時拍了桌子，氣鼓鼓的。那時我還年輕，要是放到現在，絕不會因為學術觀點不同而發生爭執。
爭論也是話趕話，過去就徹底過去了，并不影響我對陳先生的尊重。《陳忠實的文學道路》即傳記部分，在《芳草》雜志上發表，第二年獲獎，我在武漢用彩信給他發了獲獎證書，還復述了評委會的評語，他開心地祝賀我，還問了問會場上的熟人，說回西安要請我吃大餐。
季風：柳青有一句類似自嘲的話，說的是“文學是愚人的事業”。評論界和很多媒體也總是把陳忠實的成功歸結為他的勤奮和堅持，過分強調他的天資愚鈍，客氣一點是說他少點才氣，靠著農民式的“只問耕耘，不問收獲”的精神，才寫出了《白鹿原》那樣的長篇巨著，于是很多人就理解為像陳忠實那樣堅持不懈地寫下去就能成功。您是怎么看待說他只有“勤奮堅持”和“少點才氣”的說法的？
李清霞：陳忠實確實很勤奮，也能堅持，這些都是他事業成功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比陳忠實更熱愛文學的勤奮作家或文學愛好者并不稀缺，但怎么沒有出現第二個陳忠實呢？所以還是有一個文學天分的問題。上世紀80年代，陳忠實寫過一篇中篇小說《夭折》，副標題是“獻給一個文學殉道者”，里面寫秦嶺腳下的一個農民在50年代末發表過幾首民歌，后來寫自由詩、寫小說，寫到過五十歲，穿著帶補丁的褲子、抱著孫子還在寫著雜志社都不肯發表的小說。小說的人物和主人公都是有原型的，陳忠實寫這篇小說曲折地回應了這個問題。他在自己的散文中說：“我只是一個對文字敏感的孩子。”陳忠實生性敏感，善于觀察生活、洞悉人性，是個很有才情的男人，只是因為環境的關系不事張揚。評論界和媒體強調他的勤奮愚鈍，這樣宣傳大約是為了找話題、找熱點并鼓勵作家創作，本意是好的，但也誤導了不少年輕人。
季風：您畢業于陜西師范大學中文系文學專業，卻在畢業10年后才取得文藝學碩士學位，為何耽誤了那么長時間？
李清霞：我讀研究生晚有兩個原因：一是胸無大志，二是生活所迫。1989年7月，我大學畢業后被分配到陜西省煤炭建設公司一中工作，是典型的“從哪兒來，回哪兒去”。我的戶籍所在地是銅川礦務局東區的一個煤礦，我被分配回銅川，依然是屬于煤炭系統。我們中文系3個班的180名畢業生中只有一個人留校，還是少數民族畢業生。我分配到的單位算是很不錯的，所以大學畢業后我沒有參加研究生考試，而是選擇了就業。其實，我上大學的目的很單純，就是想有個正式工作，能走出礦山更好。考研究生的目的同樣很單純，就是想換個離家近點的工作單位。
我大學畢業不到一年就結婚了。我先生比我早畢業兩年，他留校工作了。我們分居兩地兩年多后，我才調回西安。剛開始我在東一路的一所職業中專工作，離家比較遠。婚后生活拮據，我先生就做各種兼職貼補家用，有了孩子以后，我就開始想著換個離家近點的工作能夠照顧好家庭，如果能不坐班最好。從銅川調到西安，當時對我們兩個外縣青年來說太難了。我先生想到了“曲線救國”，建議我考研究生，拿到碩士學位，這樣調動會容易些。
我人生道路的轉折要感謝我的先生，他說他認為我是一個有才情的人，一輩子待在中學里教書太浪費了。我其實是一個不求上進的女人，生活上總是隨遇而安，能調回西安市夫妻團聚已經十分滿足了。考研是有孩子之后的事，我考了兩年，因為英語不過關，最終選擇了研究生班，即先修完課程，通過全國同等學力研究生英語考試再申請學位。我們班當時有20人，拿到碩士學位證的只有幾個人。我是1999年英語過關、2000年6月通過論文答辯的。拿到碩士學位那年，我兒子幼兒園畢業。隨后我被調到西北政法學院新聞系，實現了離家近又不用坐班的夢想。
季風：您在2006年6月獲得了文學博士學位，為何要在蘭州大學文學院的博士點就讀，而非在以前的母校？申請博士后時聽說您年齡超了，最后您是如何獲準了進站資格的？
李清霞：我拿到博士學位那年，我兒子小學畢業；我博士后出站那年，我兒子上大學。我常說我是跟兒子一起成長的。我們倆的書桌有時挨著，有時隔著一堵墻，也有時隔著一扇門。
我考博士是因為魯樞元先生，我碩士論文答辯時，他是答辯委員會的主席，也是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的兼職教授，是他引導我走上學術研究道路的。他和海南大學的學者們進行生態文學研究，我很感興趣，我的學術研究就是從生態文學起步的。在魯老師的指導下，我用生態文學理念研究賈平凹小說創作，隨后發表了系列論文，這個成功也激發了我對學術研究的熱情。魯老師建議我繼續考博。由于工作調動，魯樞元老師在我準備考試那年輪空了，而我們單位恰好在蓋博士樓，我就和同事去找了人事處處長，詢問如果我們今年考上博士，能否分上新房。處長拿出文件幫我們算了算，說只要今年考上，我們都能分上房子。當時好多學校已經都考過試了，只有蘭州大學是春秋季兩次招生，那年遭遇“非典”，春季招生拖到了7月份，我在同事的鼓動下陪考，竟然被錄取了。
我原本想過考母校的，但當時陜師大只有古代文學一個博士學位點，既沒有文藝學，也沒有中國現代文學。整個西北地區，只有蘭州大學有中國現代文學專業博士點，于是蘭州大學成了我的必選項。再者就是，我覺得蘭州大學考中的幾率更大一些。現在想想，當時是有點投機心理。博士畢業后，我真的如愿分到了博士樓，就是我們家現在的房子。
做博士后也是同學攛掇的，我有個同學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做張炯先生的博士后，他說你申請吧，咱倆繼續做同學。我就按照程序申報材料，當時是3月份，一切順利。大概到了五六月份吧，突然有一天我接到了文學所博管辦的電話，說我年齡超了，不能錄取。我才意識到在申報過程中，我的生日過了，社科院規定博士后進站年齡是40周歲以下。人很奇怪，因為產生了做博士后的念頭，我就不肯輕易放棄了。于是我鼓足勇氣給張炯先生打了個電話，表達了我想跟著他做研究的強烈愿望。張老師平淡地說，他知道了。我以為自己沒戲了。過了一段時間，博管辦通知我填申報表、準備研究選題、到北京面試。進站之后，博管辦的老師告訴我是張炯先生堅持特事特辦，給了我破格錄取的機會。我問先生為什么幫我，他說我從一個煤炭系統的中學教師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挺不容易的，我的人生閱歷豐富、求知欲望強，也能堅持，對文學、社會和人性的理解應該更加深刻，他希望我在文學研究領域能有一些成就。再者，我已經40歲了，他不帶我，我大概真的以后沒有機會了。我成了張炯老師的關門弟子，所以我對他的感情如師如父。張炯先生今年90歲高齡，依然筆耕不輟。
季風：評論家雷達留下了“當代中國文學的一份精神檔案”，他用自己的文學評論詮釋了生命的價值和人生意義。您還能記得起自己和授業恩師最難忘的事嗎？
李清霞：雷達先生是我的博士生導師，也是我很敬重的恩師。2015年，我在《傳記文學》上發表了傳記《雷達：經得起批評的評論家》，雷老師看了還蠻高興的。雷達先生對我影響最大的事情，就是畢業論文寫作，他認為文學評論也是創作，評論是寫給人看的，要有理性的激情與思辨。那是2005年年底，雷老師到蘭州大學檢查畢業論文寫作情況，我當時寫了五萬字，興沖沖地打印好交給老師。恰逢雷老師在外地有個會議，就囑咐我們在學校里寫論文，他回來要討論。雷老師前腳剛走，我連夜坐火車就回了西安。過了幾天，雷老師在電話中大發雷霆，命我迅速回蘭州，論文寫成那樣還跑回家。我麻溜地買票連夜回了蘭州，第二天一早出現在他面前。他把我的論文批評得體無完膚，說我通篇都在掉書袋，賣弄新概念、新理論，沒有對作家和作品認真分析與解讀。雷老師甚至氣得笑出聲說，我的論文他都讀不懂，這樣寫了給誰看。那些年學院派的批評很流行，我覺得那樣很高深，所以才學著寫的。后來這五萬字我保留了五千字，將理論闡釋與文本細讀緊密結合，注重論文的可讀性和結構完整性，語言也力求豐富靈動。在雷達老師的指導下，我的論文順利通過外審，得到了三個優秀、兩個良好。雷老師的學術訓練使我受益終身。印象中他只沖我發過那一次火，但也徹底改掉了我在學術上投機取巧的壞毛病。
季風：您老家是在藍田，卻從小跟著父母生活在銅川煤礦的家屬院里，能否介紹一下您童年、青年時代的生活？
李清霞：我父親是藍田人，但我從小是在銅川礦務局徐家溝煤礦長大的，1983年還在藍田老家的玉山中學補習過一段時間。記憶中在1982年秋天，媽媽帶我去銅川市區配眼鏡，那是我第一次進入城市這種繁華地方。我童年、少年時代的活動范圍就是徐家溝礦和鴨口礦及周邊的山村、坡地，一個煤礦就是一個小社會，學校、醫院、食堂、商店、俱樂部等一應設施俱全，早、中、晚放3次廣播，早上廣播里響起的《東方紅》的歌聲，就是學生們起床的“鐘聲”。煤礦最繁華的時候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每到周末或假期，父親就會帶上我們幾個孩子上山挖藥材、挖野菜、撿玉米、撿核桃、打酸棗，有時我也會和哥哥們去石矸山撿煤塊，或者帶著妹妹到處跑著玩。
7歲以前，我家曾住在鴨口礦，位置就在今天的路遙紀念館，即《平凡的世界》誕生地，因為路遙曾經到鴨口礦井下體驗生活，孫少平走過的鐵路就是煤炭專用線，是我上學放學時常走的路。路遙小說中的景物描寫很真實，他如果在小說中寫鐵路邊有座茅草房，那就一定有，讀者大可以按圖索驥去找到。鐵路邊有一小片蓖麻地，蓖麻含油量高，我們用小木棍或者鐵絲把蓖麻子穿起來，用火柴一點就著，還“噼啪噼啪”地響。
17歲那年我離開家，到銅川市第一中學補習，第二年考上大學，便只在寒暑假才回家里看看。前幾年徐家溝礦破產，父母親也相繼過世，家鄉便徹底成為了故鄉。
季風：生活的艱辛銷蝕著少年的激情與夢想，柴米油鹽也難免枯燥乏味，孩子最終成為家庭的希望與夫妻之間的紐帶。您如何看待并認真經營自己的婚姻、家庭？
李清霞：我應朋友之約，也寫過這樣的生活隨感。年輕時大家住在單位的筒子樓里，生活雖然艱辛但很甜蜜。我們院子里有棵梨樹，大家春天坐在樹下吃飯聊天，夏夜坐在樹下乘涼，談著各自奮斗的經歷。隔壁住著一位男士，總是說起自己的高中語文老師。月色很好的某個夜晚，他看著天上的繁星說：你們知道嗎？我的語文老師當時19歲，是我們班所有男生的夢中情人。后來日子好了，很多夫妻的感情反倒淡了，卻誰都不肯離婚。否定了共同奮斗的那個她（他），不就是否定了自己的青春歲月嗎？
季風：你怎么看待女性的寫作？當代作家中您最欣賞哪些女性作家？您覺得女性作家在創作中最關鍵的點是要突破什么？
李清霞：您說的女性寫作是指女性主義寫作嗎？我寫過關于女性主義寫作和私語化寫作的論文。當代女性作家中，我欣賞張潔、林白和翟永明，不僅喜歡她們的作品，還喜歡她們的生活態度和生活方式。我覺得女性作家或者說女性主義作家應該突破理論的束縛，不要被觀念所左右。兩性不是對立的，我理解的兩性關系是互補的，男女之間應該相互成就。女性作家擺脫不了女性主義的桎梏，就很難實現藝術上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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