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在用人選拔上，則是“重文輕武”對科舉考試也是格外重視，有宋一朝，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狀況也比較多，官吏更加趨向于平民化。
所以在宋代，不同于以前的朝代，這是一個經歷了多年藩鎮割據以后的一個一統的王朝，也是一個沒有經過農民起義而成功的朝代，這也就意味著統治者的統治也是不同于前朝的，趙匡胤的奪權方式決定了他必須要“重文輕武”，意味著他治理國家必須要先“安內”要先加強集權穩定皇權。
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的推動作用
宋代是個商品經濟極度繁榮的時代，宋代允許土地的買賣，很多的小地主和自耕農數量大量出現，這種情況大大促進的手工業的發展，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繁榮，像是宋代突破了坊和市的限制，以前的商業區和住宅區是分離的，到了宋也就突破了這樣的限制，商品經濟的發展也使得在宋朝出現了最早的紙幣。人民有錢了就不斷會有民事糾紛的案件產生，這也促進了法治的完善。
在宋代文化也是不斷向前發展，出現了很多有名的詞人，像是蘇軾，柳永等等，他們將自己的所見所感描繪出來，柳永更是寫出了“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一曲《望海潮》就將宋代錢塘地區繁華景色描繪出來，即使是在現在，人們讀來也會對這樣的景色欣羨不已。
對于重農抑商觀念，到了宋代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自古以來“士農工商”商人永遠是排在最后的，地位是最低下的，而在唐代也規定了商人出身的孩子不得走仕途的道路，這讓人想起了《大明王朝》中的沈一石，明明才高八斗，只是因為商人出身空有一身抱負，是一件多么可悲的事情。到了宋代這種觀念是逐漸變化的，士農工商的界限也逐漸模糊，官員也會經商，而商人也會努力走向仕途。
法治文明的發展，促進了法治人文化的發展
以上宋代的政治、經濟、文化，觀念的改變促進了其比較完善的法治體系的形成。
經過唐代的發展，唐代的法律制度為宋代提供了很好的借鑒作用。另外，宋代的治國方式的改變形成了獨有的“宋朝特色”，“事為之防，曲為之制”的主導思想，而著名的史學家徐道鄰先生也說“中國的法治，在過去許多朝代中，要推宋朝首屈一指”。而法治的破壞是唐朝滅亡的原因之一，要吸取前朝滅亡的教訓。“夫刑法者，理國之準繩，御世之銜勒”宋太祖的治國理政方針便是依法治為本，以民為本做一個寬厚愛民的好皇帝。
他曾多次下詔要地方官員知道民生疾苦，宋史中就記載“宋興，承五季之亂，太祖、太宗頗用重典，以繩奸慝，歲時躬自折獄慮囚，務底明慎，而以忠厚為本。海內悉平，文教浸盛。士初試官，皆習律令。其君一以寬仁為治，故立法之制嚴，而用法之情恕。獄有小疑，覆奏輒得減宥”，且對獄訟之事頗為關注，多次下命令反復重申這件事情，雖然宋代昏君比較多，但是在這一方面卻是值得肯定的。
關于刑獄的官員要慎重選擇，宋代是個十分重視法度的朝代，而關于這個官員的選拔，頗為統治者所重視，所以在科舉考試中將法律知識作為一項重要的考試內容，《宋會要》記載“應朝臣京官及幕職州縣官等今后并須習讀法，庶資從政之方，以副恤刑之意。其知州、通判及幕職州縣官等，秩滿至京，當令于法書內試問，如全不知者，量加殿罰”也就是說武林是在京的官員還是地方官員都要學法，懂法，要是不合格的會給予相應的處罰。這些措施促進了宋朝法治建設的發展，也避免了很多的冤假錯案，可以看出宋代的君王也是以民為本的，具有初步的人文主義思想。
宋代的法律與秦律的“苛政猛于虎”截然相反，隨著社會文化和商品經濟的發展，法律也越來越完善，逐漸開始有了為民著想的可能，尤其是到了宋朝更能體現。而最能體現出人本思想的便是在監獄之中了，監獄在我們大多數人看來就是人間地獄，進了監獄的人不是作奸犯科便是大奸大惡之人，而坐監獄的這個過程是十分痛苦的，像是里面的獄卒可能會虐待你，監獄里的室友可能會欺負你等等，但是在宋代對待犯人的法律卻讓人“感動”，宋人監獄是男女分開，輕重有別，有重病的囚犯要醫治在《州縣提綱》中有記載“重囚有病，須別牢選醫醫治，仍追其家屬看待，或有患瘡者，亦須別牢，時其濯洗，毋使與余囚相近，蓋囚者同匣而臥，朝夕薰蒸，必至傳染。”“若婦人當刑禁者，必先驗其有無孕，恐或墮胎，無以自明。”為了防止傳染病，還會對生病的犯人予以隔離操作，老弱病殘還會給予特殊照顧。
此外，宋代法律還是格外重視犯人的生活狀況，健康狀況，給犯人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證，坐牢也要坐得舒服，要有衣服穿，要冬暖夏涼，要有生活保證，健康保障，還有疾病保障，充滿了人道主義色彩。
宋代法制的發展是在前朝法律的基礎上加以完善，并吸取了前朝滅亡的教訓，便是法律制度的缺失，在此基礎上便更加注重法制的建設，要想治理好國家首先要“安內”，內部人民過得豐衣足食，那么國家便會安定，當然其法律制度并不是完善的，有很多的缺陷，但是單就這一方面來說，秉承了以民為本的精神卻是值得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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